【编辑推荐】 ◎历史研究的推动需要深入的史学反思。本书为知名学者黄克武深入反思探讨近三十年近代中国史学研究的精粹之作。著者具有丰富而深入的研究实践，在近代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方面贡献卓著。 ◎本书涵及作者对从近代以来的史学研究典范转移，到晚清史研究方法论的再思考，及其民国史研究路径的检讨。所涉主题颇丰，视角新颖，打破学科壁垒，兼具思想性与方法论，展现作者深刻的逻辑性和反思力。 ◎正如作者所说：“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研究中国的典范，而这个典范过一阵子就又会受到批判与反省。每一次批判与反省都是一个提升的过程。” 【内容简介】 上世纪90年代之后学界逐渐反思以西方为中心的范式，不再以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现代性”当作唯一的、普遍的生活模式，进而提出以中国为中心，探索现代性的他种可能。在此理念之下，中国现代性不但是一个现实的生活处境，有其内在的发展理路，也是中西...(展开全部)

自西方历史编纂学诞生以来，已经过去四百多年，人们在进行历史编纂时，已经习惯于割裂现在和过去。人们在书写传统时，通常要隔上一段距离来对其加以审视，以保持其独立性，以使其最终成为一门知识。 书写历史，也即要对过去进行梳理和界定，要罗列诸多材料，目的是为当今建立起一种理性；另外，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应力图消除口述性，拒绝不实之词。经过在现实社会中多年的发展，历史书写业已成为一种可控的行为意愿，代替了社会实体曾经仰仗的模糊经验。必须注意的是，作为一种行为意愿，历史书写从马基雅维里时代以来便一直受到政权的左右，换句话说，政治规训着历史书写。

当我们津津乐道地谈论历史问题时，很少有人关注这些脍炙人口的历史进程是如何产生的？建构这些历史进程的史学家有着怎样的现实关注和心路历程？这些历史进程是否真实无误？所有答案似乎都可从《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去寻找。 《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第一次系统地回顾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各个时期的中国近现代史历史书写，包括1949年以前现代化史学与革命史学的平行发展和对抗、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化以及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的“激进史学”、19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引进、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史学主叙事危机和史学的“后现代转向”，并深入探讨了主叙事构建背后的复杂原因。由此得出结论：尽管史学家们努力如实还原历史，但最后总是不可避免地写出既符合现实议程，又为政冶合法性服务的历史。在解构过去...(展开全部)

魏晋禅代之后，虽然西晋官方仍以曹魏为正统，情况却开始起了变化。陈寿《三国志》将魏、蜀、吴三国并置却为朝野精英所接受，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西晋灭吴完成南北统一，又为孙吴时代以敌国立场写下的诸多传闻之辞提供了流通舞台，使其逐渐进入主流视野。至永嘉南渡，在建康精英对中州往昔的频频回顾中，形势终至彻底倒转。习凿齿《汉晋春秋》发其端，范晔《后汉书》定其谳，我们目睹了曹魏王权在历史书写中的跌落；献帝本人则以一种戏剧化的悲剧形象，被献祭于这场迟到的“复仇”。 本书围绕“汉魏革命”和“北魏墓志”两大主题，对3—6世纪的中国史进行了多层次的探索。所谓“带献帝去旅行”，焦点并非献帝刘协个人的旅行体验，而是旅程本身的路径与风景。作者游走于文本的“表”“里”“内”“外”之间，力图从历史书写的多重束缚中解放“风景”，重现“盲音”。

魏晋禅代之后，虽然西晋官方仍以曹魏为正统，情况却开始起了变化。陈寿《三国志》将魏、蜀、吴三国并置却为朝野精英所接受，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西晋灭吴完成南北统一，又为孙吴时代以敌国立场写下的诸多传闻之辞提供了流通舞台，使其逐渐进入主流视野。至永嘉南渡，在建康精英对中州往昔的频频回顾中，形势终至彻底倒转。习凿齿《汉晋春秋》发其端，范晔《后汉书》定其谳，我们目睹了曹魏王权在历史书写中的跌落；献帝本人则以一种戏剧化的悲剧形象，被献祭于这场迟到的“复仇”。 本书围绕“汉魏革命”和“北魏墓志”两大主题，对3—6世纪的中国史进行了多层次的探索。所谓“带献帝去旅行”，焦点并非献帝刘协个人的旅行体验，而是旅程本身的路径与风景。作者游走于文本的“表”“里”“内”“外”之间，力图从历史书写的多重束缚中解放“风景”，重现“盲音”。

本书充分利用出土文献，围绕《左传》文献，将成书、史料、撰述等方面加以贯通，将上述问题置入春秋战国史著形成的历史场景中进行分析，全面系统地研究《左传》的文献形成与历史书写，并以此窥看早期史书的形成与东周史学的新特征与新变化。本书有助于加深、拓宽、补充《左传》现有研究，以最新的材料与方法重新审视《左传》文献各类问题。

本书充分利用出土文献，围绕《左传》文献，将成书、史料、撰述等方面加以贯通，将上述问题置入春秋战国史著形成的历史场景中进行分析，全面系统地研究《左传》的文献形成与历史书写，并以此窥看早期史书的形成与东周史学的新特征与新变化。本书有助于加深、拓宽、补充《左传》现有研究，以最新的材料与方法重新审视《左传》文献各类问题。

古之文史各有其“表”，在文则“表以陈情”(《文心雕龙·章表》)，在史则“史之有表，乃列传之叙目”(《文史通义·外篇：永清县志选举表序例》)，柏杨为“中国历史”编“年表”，可见是后者，近人吕思勉说：“表之为用，至后世而愈广”，他们说的“表”，有表世系者，有表国者，此外，表官、表地、表人、表事，所谓“事之零碎无从叙又不可弃者，则以表驭之”(《史通评》)，而柏杨之作“年表”，则不止一用，他既表国，又表官，甚至于人、事、物皆表。 柏杨编著的《中国历史年表(上下)》分上下两篇：公元前与公元后，前者从神话时代、传说时代、半信史时代以至于信史时代的前一世纪(起于前九世纪，即周代)；后者从一世纪(起于西汉之末)以迄二十世纪初的中华民国建立。柏杨以“世纪”为单元叙述，将王朝号、国号、年号皆“置于次要的地位”，主要是为了“中国永远存在，不受任何王朝影响……唐亡，...(展开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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